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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 (6/10/2013)
 
赵炜, 1919年农历九月二十四出生河北文安县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十六期,是杜聿明和陈诚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期,潜伏在他们身边的中共高级卧底,他作为少校作战参谋主管东北国民党军司令部的机密室,并负责标识国民党军的东北各区的兵力配置和团以上兵力驻地表。他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王石坚单线联系,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军东北司令部当中的一张王牌,代号902。赵炜送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出力甚大。他潜伏在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的这个阶段正是国民党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相持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个阶段是国共东北战局的转折点。

虽然国民党方面在东北部署了大量王牌部队,很多部队都是抗日战场上声名赫赫、战功卓著的部队,可是由于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巧取豪夺,东北民怨沸腾,国民党的兵力也无法占据面积广大的农村地区。共产党在东北的土改、剿匪和基层政权建设,让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以后的四野获得了巨大的兵员优势。国民党军的铁拳砸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一开始还有个洞眼,激起一点水花,可是海面很快就会一平如镜。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南满战役,要打赢,要把挺过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严冬”。正是赵炜的情报和赵炜的一道假命令直接导致了十三军的89师和54师的162团被歼灭,使得国民党军剩下的进攻部队纷纷逃窜,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一举收复大片失地,直接扭转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的不利战局,并由此在南满稳稳地站住脚跟,国民党军全面转入防御。

赵炜的情报和假命令使东北民主联军赢得了在东北的战略主动。康狄2011年至2013年期间对赵老进行了多次采访,依据采访录音和赵老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黄埔十六期的高材生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我很早就走出家门,外出当学徒,为了生计,我进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大约1939年9月底、10月初的样子,我在中央军校桂林分校十六期的开学典礼上见到了蒋介石。他穿着精神的中山装,发表演讲,我只记得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兄弟姊妹就是我的兄弟姊妹”,觉得挺感人的。蒋介石训话之后,举行了阅兵,我因为个子比较高,站在了第一排,当了旗手。

1940年秋天,我从中央军校桂林分校毕业了。我的改变特别大,“普通人经过了军事训练,就是不一样了。”在军校里里面,我的着装、走路、身型、敬礼姿势等都是非常标准的。我系统地学习了射击学、土木工程、测绘、战略战术、步兵操典等课程。毕业的时候,我身上穿起了武装带,配上了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校长蒋中正赠”的字样。我觉得自己很光荣,也很威风。

寄望于共产党

毕业后,我作为少尉见习官,被分到了第五战区的汤恩伯部的第31集团军下属的13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选为代表,去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到。李宗仁住在老河口一位平民的房子里,房间很简陋,没有地板,铺了一层芦席,摆了一张办公桌。李宗仁非常和蔼可亲地和我们握手,勉励我们,他寒暄了几句,让我们和他一起照了张相就让我们走了。李宗仁没有架子,“令人亲近”。

我工作的13军的独立团实际上是补充团。我所在的机关枪连按理说有三个排,可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排,全连也只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我在连里的职务是排长,可是我这个排有两个排长,我是大排长,还有一个二排长。我的见习期满了,正式升任中尉排长。

我到了补充团半年后,一直没机会上战场,觉得待在补充团没有意思,就和在三连当排长的同学一商量,两个人决定脱离13军,到陕西去投奔我们桂林分校的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他在陕西当师长。没想到,我们千里迢迢赶过去投奔,却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我们很丧气,就又回到了河南老河口第五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我找到了同学、好朋友——在第五司令长官部当参谋的朱建国。因为我没有工作,西北军系统的池峰城的30军正在招人,我准备过去当排长。朱建国把我劝住了。朱建国说,你不要去,就在这等着,等我给你找份好工作。于是我就在朱建国的住处住了下来。

朱建国在五战区管参谋处绥靖组,这个绥靖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是有防范的,朱建国的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什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等。我闲得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朱建国下班回来后,我常常和他聊时局,聊人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朱建国已经接受了中共的主张了。朱建国看中共的书看多了,就信服了中共的宣传和理论。这段时间,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也“寄望于共产党”了。

李克农批准我的代号902

抗战胜利后,我从国民党日侨管理处转到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当少校参谋。我从上海取道天津赶赴东北。在天津我见到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作战参谋的朱建国。长谈之后,我决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朱建国让我到北平见中共的情报员。

1946年3月份,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9号,一个姓王的朋友家里,一个“中等身材的戴灰礼帽,穿灰布棉袍,穿圆口鞋的,右手拿着一张报纸”的男子来找我。他就是李克农手下的大将“石坚”,我俩在四合院的南房客厅里会面。他的面貌没什么特殊,平常人的样子,穿戴像个商人,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石坚”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请求上延安。“石坚”说,你现在到延安不可能,延安那边也在打仗,即使你到延安参加军队,顶多当一个营长,你最多带一个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大概也就半个钟头。我被“石坚”说服了,“石坚”说我应该向朱建国学习,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搞情报工作。 “石坚”最后和我约在西单附近的西黔阳饭馆见面,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到西黔阳饭馆找个包间,等待“石坚”的到来。我们利用吃饭作为掩护,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得比较具体,主要是“石坚”给我交代工作:你到东北应该怎么样工作,党组织怎样派人与你联系,你怎样把需要的东西交给情报员,等等。“石坚”向我强调: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注意严守秘密”,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线保持“单线联系”,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自己的家人。第二次见面,“石坚”就和我说了两点:第一点,如何工作,第二点,如何保命。

第二次谈话,我们也只是在一起三四十分钟,就匆匆分开了。分手之前,“石坚”与我约好,明天上午在宣武门澡堂子见面。澡堂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早早地去了,与“石坚”见面后,要了个单间。脱衣服洗澡的时候,我发现“石坚”全身都是伤疤。“石坚”指着伤疤跟我说,这块伤疤是被国民党特务打的,这块伤疤是被国民党特务拿烙铁烙的。他说,他第一次被捕是在上海,军统特务天天用刑法对付我,叫我招供,说出其他同志的名字,我一个人也没有说。他就想告诉我,革命者要有气节,受到酷刑也不能招供,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他之所以选择澡堂子是在向我现身说法,对我进行气节教育,告诉我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被捕后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对付敌人。

我特别感动,当时觉得“石坚”真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我要向他学习,好好听他的话,以后一旦被捕,也要像“石坚”一样坚贞不屈,不能出卖自己同志。

与“石坚”见面三次后,我成为了中共地下情报员,虽然我还没有入党。“石坚”上报李克农,李克农批准我为代号“902”的情报员。

在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1947年3月初,“石坚”派地下党员袁泽到沈阳与我取得了联系。此时,我已成为主管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密室的主管少校参谋。当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占据了沈阳繁华的商业街太原街西头的一座五层楼的建筑。我在二楼办公,宿舍在三楼。为了防止国民党沈阳公安局晚上查户口,我把袁泽带到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宿舍里过夜。国民党警察是进不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宿舍搜查的。

我除了主管机密室,还负责标识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东北作战态势图。我每天要在地图上标明中共和国民党军的占领区域——用大头针和蓝色和红色的闪光纸做成小旗子(蓝色的小旗子代表国民党军团以上的部队,红色的代表中共军队团以上的部队),把这些小旗子插到东北地图上,整个的东北的军事态势便一目了然。

我还负责编订国民党军团以上兵力的驻地表,每个月要编一本,上面有国民党军团以上主官的姓名,代号、番号、驻地等。我打电话要某个部队的时候,不说部队的番号,只说代号,代号使用数字表示的,有些时候会更换。这是国民党军保密的需要。该兵力驻地表由我每月印发给长官部各处室及国民党空军、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师以上部队,属于绝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国民党军的军级部队的番号——新1军、新6军、13军、52军、53军,60军、71军、93军。

第一次送出情报立下大功

我见到袁泽的头一天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我将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辽东的详细作战计划向袁泽和盘托出。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记录了这条情报的内容:“杜聿明拟纠集60军、93军、52军和即将从热河调至新宾的13军共12个师12万余人,在梅河口、三源浦、七道沟(即今浑江市)、通化、集安、长白山一带,与我决战,占领我辽东军区临江、靖宇、抚松、长白根据地,以实现其‘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其主力进攻部队是13军的89师与54师;集结地在新宾的三源浦;进攻日期,定在4月初。”我将计划详细交代给袁泽后,又冒着危险用小纸片画了一张示意图,交给袁泽带走。

这是我第一次送出情报,第一次没有经验,“石坚”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和我谈到“密写”技术,所以我觉得第一次送情报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因为让袁泽带着这样的明显的情报走,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我和袁泽都跑不了。

本来我还想把最新编订的国民党军的兵力配置表给袁泽带走的,可是厚厚的一大册太显眼了,袁泽一次性拿不走。我俩一商量,决定请求地下党组织尽快在沈阳设立便于我对外发送情报的秘密电台。

一个假命令,重创国民党13军

袁泽回去一个月后,“石坚”就派沈秉权和吕淑兰夫妇离我办公地点不远的地方设立电台。我每个月偷偷带一册兵力配置表出来,交给他们,让他们发给中共中央。此时,杜聿明已经向国民党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各军师,下达了集结地及进攻地点、时间的命令。我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全部详细写出,交给沈秉权发往陕北。我不仅将作战计划报告中共中央,还用一则假命令,灭掉了国民党军13军大部。

13军接到杜聿明的命令后,立即迅速从赤峰将其89师和54师调至沈阳。我为了摸清这两个师到达沈阳及出发的时间,以看望同学为名,在沈阳南站上了13军司令部的列车。

在那里,我找到了在该军司令部任参谋的同学,畅叙阔别之情。我俩谈得正欢的时候,13军军长石觉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责问我道:“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到车上来的?”我立即立正向他行礼,说:“报告军长,我是司令长官部的参谋,到车上看望久别的同学。”石觉厉声吼叫:“快给我下去!”他这种粗暴行为,使我和我的同学都十分尴尬,但毕竟他是个中将军长,我们都是小小少校参谋,况且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遂忍气吞声,由他大声怒斥。

下火车时,同学也不敢送我。回到司令部参谋处我立即起草一道命令:“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因为我大致了解,在兰山脚下,我民主联军已布置好袋形阵地,正等待13军钻口袋呢!兰山地势险要,三面均为高山,呈凹字形,只要进山仰攻,必被全部歼灭。该命令经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签字,参谋长赵家骧“画行”,签名,迅速发电13军。所谓“画行”即批准的意思。该军到达清原后,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新宾、三源浦进发,进入我兰山阵地后,进行强攻。他们正好钻进我军布置好的“口袋”之中。89师及54师162团被歼灭。13军遭到重创后,其残部北路南路部队纷纷逃窜。

没想到,我的这则命令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的整个战役的彻底失败。这场战斗在全东北战场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标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的失败,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则取得了战略主动。

蒋介石大骂杜聿明指挥不力。杜聿明挨了顿臭骂,心里很恼怒,就回司令部查看是谁下达了这条命令。后来发现是我起草的作战命令。不过,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因为命令的电文稿上有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的签字。我作为作战参谋,作战命令是其基本业务。有这么多人的签字,也不好搞清楚,到底是谁的主意。杜聿明就在电文稿上写下了“该参应予申斥”六个字,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获中共中央情报部嘉奖

1947年5月中旬起,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分别在中长路两侧、沈阳、吉林线及热河、冀东、南满地区发起进攻。6月中旬,民主联军又集中力量围攻四平。四平位于长春、沈阳间,是战略要地。这时我将国民党军的调动部署及时告知密台的沈秉权,又立下大功。

民主联军围攻四平时,我随郑洞国至开原前线指挥所任参谋,沈数次到开原来取情报。当时我将四平敌71军的城防部署、防御工事以及长春新7军和沈阳新6军增援的兵力部署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沈秉权。6月初,我军攻克昌图,进占开原,郑洞国撤回沈阳。我辽东部队攻克安西。南满部队收复宽甸、风城、安东、庄河、复县并攻克本溪。6月14日,民主联军对四平发起总攻。经过半个月奋战,歼灭敌军一万余人,敌71军副参谋长被击毙,俘虏敌军六千余人。后因敌新六军援兵赶到,民主联军于6月30日撤离四平。

自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以来,五十余天国民党共损失八万三千多人。我军收复城镇42座,解放区扩大了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则被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及沈吉沿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只得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东北战局发生了带根本性的改变。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便为我民主联军所牢牢掌握。

自4月份,沈阳地下党为我建立秘密电台以来,因为送出去的情报重大而及时,中共中央情报部特来电给我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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